在京城这种地方做官,忌讳和讲究都是非常多的。毕竟古代中国,做京官,最大的麻烦,最深的困扰,可能在于比较穷吧。
即便张丹青有着写小说的外快收入,严格来说,日子也是过得挺紧张的,毕竟偌大的一个府邸,养活诸多家属和佣人,算下来开支也不算小。更何况官做到了这个等级,门面上的表面功夫还是需要做的。
尤其是明清这样“大一统”的朝代,普通中下层的京官,经济上的困窘、日子中的苦逼,常超出我们的想象。居大不易,在品位相等的情况下,渴望外放当地方官的,人数不会少。
大家看电影电视,总看到京城官老爷们,是如何豪奢,如何阔绰,这个多少有些误导。是的,那些一二品级的“国级”\“副国级”,还有上层特权人士,什么寇准、李鸿章这样的宰辅之流,多数自然可能挺潇洒,排场讲起来,到了可劲造都花不完的地步。但这类人,毕竟每朝就那么一小撮,不好代表一般在京同僚。
而实际情况下,决大多数京官,尤其是中下层的,包含唐宋明清在内,生活的寒酸都是出了名的。清代名士李慈铭有部名作《越缦堂日记,里面就说“京官之穷,毛骨洒竦”,这话不算特别作,虽然是夸张了点。张德昌教授那本《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搞过种种数据论证,结论就是,“京官们的生计,濒临破产是如此普遍”。
京官们要在京城这种大杂烩的环境下生存下来,而京城又是天下官员汇聚之地,难免少不了礼尚往来和人情宴请,不论是哪样,都需要大量的金银开支,但在京城里作为中低层官员,大多数人都不敢随意的进行贪腐,光是靠俸禄的话,日子难免过得紧紧巴巴的。
只是说,京官他们这种穷,与普通百姓比起来,确实只是一种特权阶层内比起来的穷。
一般京官的穷,最直接原因,是收入来源太少,贪腐的机会不多。
要知道,所谓京官,那可是盘踞在天子脚下的,众目睽睽,谏官们又权力太大,整天就盯着京官们,稍有不慎就要被弹劾罢官,两弊相衡取其小,自然是保官要紧,穷就穷点吧,反正大家都穷。这种心理和现况,以今衡古,其实也不难理解。比如,在我那小城,如果有县市长坐个公交啥的,那将是隔天头版头条;但在京城,部长级赴宴,乐呵呵骑着一辆破永久或摩拜的,岂会在少,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张召忠、胡锡进他们,不都是如此么?
只因为,历代京官,虽然形式多有差异,但其收入来源,确实主要在两大项:一,工资,即“俸禄”;二,地方官的馈赠,俗称“吃外官”。一般来说,他们工资都不高,地方官的馈赠那也是时有时无,或者就是只敢接受“小意思”,有的干脆门前冷落,加上要应酬打点,多数不仅只能勉强度日,不够用还是常态。明代一本笔记说,“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寒酸不忍言。
比如,即便以唐宋官员的高工资,即便是京城高官,基本上都是“京漂”,极少能京城买房的,最多只能在京城附近二线城市置产购房。看唐代,名相魏征死时家无余财;宰相岑文本未曾置买田产,家中清贫,租房又小又湿;尚书右仆射温彦博,死时连稍微体面些的吊丧场地都没法提供。这些在京高官,固然本身就比较清廉,但正是因为只能靠工资生活,根本就入不敷出。
更何况,大唐的“中纪委”御史台可不是吃素的,那帮人能独立行使监察职能,动不动奏你,谁敢贪?
再看宋,都说士大夫们有钱潇洒,可大家始终没明白,大宋京官也并非那么轻松的。比如,大宋基本没有京官能够买房,除非你祖上有宅在本地。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里讲得很明白,“京师职事官,旧皆无公廨,虽宰相执政,亦就舍而居”。寇准在宋代京城高官中算得上花钱最嚣张的了,但是呢,“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舍,入觐则寄僧舍或就居”,就是还得租房子、住旅社、借住于寺庙。原因在于,宋皇室固然给予士大夫们的待遇较好,但宋时官员的考核那也是出名的严苛,谏官权力极大,稍不留意、多受几毛钱都要被参,因此京官们都会主动避免落人口实。唐宋制度完善,极少出现大贪、巨贪。
明清的京官,那生活状态就更不要说了。你翻阅这两朝京官笔记,基本没有不叫穷喊苦的。这两朝时,京官的收入是最低的,而官场应酬花样又最多、开销往往又最大,通关子、挖门子的手法又最繁,穷到拼爹的不要太多。比如明朝前期,在京官员们本来工资就低,这工资还要换算成米粮,甚至连米粮都是名目上的,因为相当多都要折成纸钞,可纸钞贬值的速度又是飞快,所以彼时京城中下层的官员真是清苦不堪,时人说的话是,“京朝官多贫不能自存”,连活下来都是问题。直到了晚清时分,王朝都快崩盘了,京官中的高层,日子才过得舒坦,也不怕明目张胆。
那么,说到这,一个问题也就出来了:既然大家都知道京官苦逼,可为什么还有更多的人愿意留下来苦熬?其实吧,这个矛盾点也很好理清,因为作京官是穷,可好处与隐形福利,那也是明明白白的:信息通、机会多、人脉广、地位高、升迁快!有时也威风,京城一街道干部,下地方都顶得上一个县太爷了。
这种综合诱惑,可比单单图钱来得勐烈的多咳!他们的这个小揪揪,就跟如今的北漂们一个心理。大众觉得,北漂一族不是人过的日子;可京城住过一年半载的,下视线,都会觉得是炼狱般难受。你说谁有毛病?
所以,对于一般官员来讲,如果有志于仕途,坚持作京官的多,可如果要追求生活品质,明白一点说是要捞钱,外放到地方做“土皇帝”,那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古代官员,其仕途选择,一般都有两种。其一,是留在京城当小官,慢慢爬;其二,就是由科举考中后,到地方当官,或者直接外放。根究起来,京官与地方官,其实也一直都是流动的:一些被认为能力不错的京官,会被派到地方任职;而很多地方官倘若政绩了得,也有机会升任京官。二选一,看你求什么。
更直接地讲,那些官迷、图闲、好名之人,倾向与京官;而那类求财、干吏、想做事的,多会主动请求外放。至少在明清两朝,作地方官一把手,天高皇帝远,本地我老大,有权势、少掣肘、高工资(雍正后地方官还推行养廉制度,额外领到的银子能达到原俸禄的数十倍乃至上百倍),那可是香饽饽。
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日子不要太爽,导致不仅科举出身的官员,甚至许多旗人高官都热衷去地方。明清两朝,地方官几乎不太愿意到京城任职。当初乾隆南巡时,召见浙江道员罗源浩,聊起天很嗨,弘历哥有意提拔这位地方小官员到京城,结果罗源浩差不多就是公然拒绝,只好作罢。
但是,哪有事情是十全十美的呢,当地方官,风险也是更大的,至少有几条足让许多人望而却步:其一,远离皇城根,信息闭塞,结交高层领导的机会几乎没有;其二,需要处理的事务太繁杂,明清累死的地方官不在少数;其三,因为要干事,要出政绩,容易出问题,京官则多按部就班,涉事不多,更有机会避祸;其四,也是致命的,除非特别出色,政声在外,想重回朝廷中心的机会,几乎渺茫了。
但是让张丹青更加痛苦的,并不是钱财方面,毕竟俸禄虽然低,但自己写小说也可以自给自足,并且做到了小康水平。倒也不用担心府里的开支会又哭穷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