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庆节的后面几日，我都待在江户的宋租界里。虽然发现黑尔分子这件事打乱了我的生活规划——如同猝然爆发的对日战争和辽南战争一样——但还是有好的一面，那就是我不用陪着青山忠俊那个狡猾又带着日本人特色的绕弯子性格的老人搞外交活动了。日本管理地都督陈克敌将军亲自接管了和青山忠俊的联系，随后又交由梧华负责此事。
因而，我得到了一段清闲的时光用于游览日本的实际首都（这几天理论上还是我的工作日，不算入假期）。对于江户，我只在过去来过几次，也没有深入过这座城市。江晓安在江户港口工作，这下也可以陪我好好逛一逛这里。
宋租界与江户城之间原本有一段长约2公里的农村，被一堆粗制滥造的简陋农屋以及种着蔬菜的农田覆盖。在澳宋来到日本前的数十年里，德川幕府一直没有重视开发这块紧挨着江户湾良港的区域。在共和国用坚船利炮敲开幕府的大门后，海贸商人们立刻盯上了这处港口，投资建立了最初的宋属江户港。
在拥有了位于幕府都城附近的港口后，从江南和台湾漂洋过海来的大量轻工业品立刻疯狂地涌入日本的核心区域。从基础的棉布、丝绸、水果，到作为初级工业品的成衣、蜜饯、瓷器，无穷无尽的商品输出在极短时间内将整个关东平原的商人吸引过来。这些日籍商人利用自己的土著身份，和澳宋海商联合在一起，曲线绕过幕府限制澳宋国人购买日本土地的规定，将连接宋属江户港与江户城的土地全部拿下，建设起现在被称为“海岸町”的城区。
在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和江晓安一早就从港口公寓出发，乘坐出租马车进入海岸町。这处町市如今已和江户融为一体，黑尔分子们挖的地道就是通往这里的某个旅社。
随着马车晃晃悠悠地行驶过水泥道路，窗口外的路人们身高逐渐降低，穿着宋装的宋明两国海商和身着杂布的日本苦力渐渐混杂着出现。越远离宋租界，街市上的行人们的衣着打扮就越寒酸，等到马车行驶到海岸町的工业园站时，街道上几乎见不到穿着呢子大衣的宋人，只剩下裹着看不出材料的秋衣的日本劳工。
江晓安将马车的窗户拉上一些，身子稍稍朝马车内缩了缩——窗外路过的日本劳工身上散发的淡淡酸臭味从窗户飘了进来。
“这是幕府开设的丝绸厂的工人。”我伸手把窗户完全关上，对江晓安说。
“是国营企业吗？”
“不完全算是，幕府没有能经营现代企业的经理人。”我解释道，“是聘用了明国江南那边的经理帮他们运营起来的。所有技术工都是江南那边过海来讨生活的，普通工人都是江户的穷人，工资只要明国技术工的1/5，就这还有倭人抢破头。”
“现在应该不产蚕丝吧。”江晓安对丝绸制造有一些了解——大约是出于女性对丝
绸衣服天然的热爱——知道秋天，特别是现在这种只有个位数温度的秋天，不应该有蚕丝生产出来。
“是明国运来的丝绸，在这里制作成成衣。”我顿了一下，接着说，“国防军在这座工厂里有股份，帮幕府协调进口了一批机器。有消息说上面要重点在日本发展丝绸产业，作为日本的工业核心。”
江晓安点点头，不再说话。我也平静下来，目光继续看着窗外，那些日本工人在挥舞棍棒的监工督促下站在路边，等待在经过检查后再进入厂区。而在他们的面前，另一批同样打扮的倭人正在缓缓走出工厂的围墙。这些人的脸上写满了“疲惫”二字，脚步迟缓，腰也直不起来，显然是刚刚下了夜班。
我轻轻叹了口气。这些由幕府出资开设的工厂在区别对待各国工作者方面，算是做到了规则许可范围内的极致。在所有工厂中，澳宋国籍的工人，无论是作为经理、技术工，还是普通的车间工人，一概执行8小时工作制，同时对他们的处罚必须经过工会的审核。若是要开除澳宋工人，更是要接受租界内的劳动局的干涉。而对于明国的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就会按照一般惯例，要求执行12小时工作制。（注1）
对于那些占工人总数90%以上的日本本土劳工，工厂里那些凶神恶煞的监工们可就要毫不客气了。压榨工人越狠、越有力，监工就会越被明国经理们看重。在这种正向激励的作用下，所有日本工人无分岗位，理论上执行的都是14小时工作制，但实际上往往会达到16小时甚至17小时。依靠这样的高强度压榨，明国经理们成功实现了将澳宋共和国境内的24小时3班倒进化成1.5班倒的管理学奇迹。
“这些工人不会造反吗？或者打砸机器？”听到我说起这些，江晓安有些惊讶。在初中阶段的历史课上，每个澳宋共和国公民都会知道，在元老院发起的工业革命初期，不少遭到过度剥削的工人们都会发起请愿，并在工厂主们拒绝了请愿要求后一鼓作气把工厂里的设备全部砸成废铁。
“日本自有国情在此。”谈到这里，我有些忍不住想笑，“日本人想被剥削，还得求着明国经理们剥削他们呢。”
根据《日本工业发展史》（注2）的统计，1629年末的日本工业总雇工人数为0.77万人，这相对于关东平原上上千万的日本农民来说，是一个微小到可以忽略的数字。在日本战国结束后，关东平原的人口因为和平降临而出现了高速增长，以至于绝大多数的日本农民到了50岁以后就要主动饿死自己以节约粮食。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能有一份能确保自己活下去的工作，是多少日本农民梦寐以求的事情。
被剥削又如何，被监工殴打又如何，每天从睁眼到闭眼都在工厂里做工又如何。能有一口饭吃，能有工厂发的衣服和鞋子穿（这是几乎所有日本工人第一次穿鞋子），能摆脱一
睁眼就担心自己这一天会不会被饿死的境地......这还要造反？
很多经济学家不理解为什么日本的资本发展出现了和澳宋与明国完全不同的状况，即依靠高强度的压榨而不是更加科学的管理和激励制度来提高生产效率，其根源就在于，那些经济学家待在象牙塔和写字楼里太久，以至于根本没有了解过日本的工业革命初期，那些工人们原先的生活条件到底有多糟糕。
只是......这样高烈度的压榨，在现在自然没什么问题。但到了十年后、二十年后呢，到了日本的工人数量达到百万级以后呢？那时候，这些工人还会满足于现在的处境吗？那时候的黑尔分子们，还会像现在一样激不起半点波澜吗？
我对此并不抱有乐观态度。
在过去的几天，我主要的时间都用来阅读缴获的黑尔主义宣传资料，其中就有被封禁到1649年才被允许公开的《黑尔主义革命的必然性》。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来自于黑尔本人的创作，他的学生们在澳宋各地的流窜作案中不断加以完善修改。这本书在理论上论证了在澳宋全国各地爆发黑尔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其中就有针对于日本的分析。
在反复阅读了这本小册子后，我只能说，黑尔确实是大宋最危险的敌人。欧洲的教皇、英国和法国的国王、奥斯曼的哈里发、大明帝国的皇帝，他们加起来再平方一次也挡不住澳宋国防军的全力一击。但黑尔，这个有着西班牙名字的日裔基督徒，他只需要靠着一支笔，就能从根本上动摇共和国的统治基础。从澳洲的元老院到台湾的总督府，从锡兰的海军基地到北美洲的陆军大营，所有统治阶级都恨不得将黑尔连同他的思想一起沉入大墟（马尼亚纳海沟）。
所幸，在国安部持之以恒的打击下，黑尔本人现在已经逃亡欧洲，暂时无法对澳宋本土施加影响。而他留在东半球的学生们，动员鼓动的能力远远比不上他们的导师。
就在我和江晓安前往江户游玩的时候，梧华本人就在筹划召开全日本范围内的新兴资本家、老牌贵族和藩主，以及包括东西本愿寺和神道教中的一群神棍在内的统治阶级们共同参与的大会，用以向这些人上人们宣传黑尔主义的威胁——说起来还有点可笑，黑尔主义要打倒的这群人，竟是必须要最先学习和掌握黑尔主义的。
注1：负责管理丝绸工厂的幕府官僚们，一开始是分不清明国工人和澳宋工人的区别的，他们只敢要求明国工人也工作8个小时。不过，在明国经理们接手了工厂后，他们的老乡们就不得不按照《澳宋共和国劳动法》中对于明国工人的规定来顶格执行工作时长了。
注2：这本书实际开始统计的时间是1631年。对于1631年以前各年度的统计数据，是根据31年后各年度数据进行拟合后，倒推出来的。